「富不過三代」是一個科學的命題

 

                                           王永慶的女兒、台塑副總裁王瑞華(右三),昨天率領台塑核心成員:
                                                    南亞董事長吳欽仁(左一)、台塑董事長李志村(右二)與總管理處總 
                                                    經理楊兆麟(右一),向社會道歉。記者陳曼儂/攝影
 
 
中國人之所以努力工作,是因為怕窮而想賺錢,是為了賺錢而賺錢。等到錢賺飽了,就不想再工作了,想要享「清福」了。如果有人一把年紀還日以繼夜的工作,那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跟整體社會文化與風氣無關。他如此辛苦建立起來的公司,是他個人的公司,它建立在他個人的天才與勤奮之上,而不是一種抽象的普世價值。他死後,這個公司就會垮。揆諸中國歷史,無一例外。前一陣子聽到有人分析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興衰,也用了這樣的理論。
 
西方人之努力工作,要嘛是為了榮耀上帝,要嘛是為了資本的無限擴張。也就是說,企業精神與資本主義反過來上升為一種獨立於個人需求與情感之外的目的,而造成了一種「異化」的效果:人變成一種工具,為了一個超出個人利益之上的目的來服務。因此,人必須不斷工作,至死方休。而一個公司之運作,依附在非人性化的、以效率為導向的理性原則之上,自己有了一個獨立運作的邏輯,不因個人的死生而改變。
 
前一陣子我在「冰館」這篇文章中半預言式的提議我們應該注意看經營之神王永慶去世後台塑集團的發展。結果,短短幾個月不到,台塑就接連發生重大意外,搞到王永慶的女兒得跳出來高喊「確保創辦人(王永慶)的精神不會動搖」。王小姐的這句話,等於宣告了台塑集團必敗。原因很簡單,王永慶再如何偉大,他也不是上帝。「王永慶精神」或許能感召很多人,但不可能永久的、普遍的感動所有的人。當一個企業的維繫建立在個人崇拜之上時,它有可能長久嗎?
 
在台塑之前,台灣知名老牌,黑松汽水高剛屋海苔都分別爆發兄弟、父子反目的故事。這說明王家的問題不是單一事件。
 
中國人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人沒有那麼重要、家庭與血緣沒那麼重要,才有可能開始真正的西化與真正的現代化。
 
 
學者:王永慶走了 台塑鬆了
 
【聯合報╱記者華英惠、郭乃日/台北報導】 2010.07.28 03:39 am 
  
台塑六輕接連發生重大工安事故,企業管理學者認為,從內部控管、人為疏失,到生產設備等都可能出現問題,但王永慶不在,恐怕也是台塑發生管控危機的重要因素。
 
元智大學講座教授許士軍表示,台塑仍有制度存在,但問題是「頭頭」換了;一位企業強勢的領導人離開後,即使制度存在,下面仍可能會鬆懈。
 
許士軍說,沒有王永慶,台塑今天不會這麼成功,可以說台塑整個就是王永慶,王永慶在與不在,會有很大的差別。一位強勢領導人所帶來的企業文化也會不同。他說,台塑企業有制度,但制度沒有生命,不同的領導人,執行也會不一樣。他強調,制度靠人是危險的。
 
許士軍表示,老闆太強勢,對企業而言,「成也是他,敗也是他」。他分析,對一個企業、國家、政府而言,靠一位強人都是很危險的事,這是普遍的通則。許士軍因此強調,大家不要責備台塑,因為整個社會都是這樣。
 
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韓志翔則認為,台塑六輕接連發生重大工安意外,不見得是單一因素所造成,有可能是內部控管、人為疏失,甚至設備問題等同時發生,才釀成意外。
 
不過,韓志翔也表示,過去王永慶對內部管理要求非常嚴格,現在接班人是否有能力做同樣的要求,是很多人的疑問。如果無法達到同樣的要求,就有可能出現工安、危機處理等管控問題。
 
當然這麼大企業體,難免會有人為疏失出現。韓志翔說,即使如英國石油公司這種老牌的跨國企業體,都會捅出墨西哥灣漏油這種大樓子,顯見人為疏失難免。另外,石化工業也是高危險產業,任何設備出問題,都有可能釀災。
 
韓志翔仍強調,台塑六輕的工安意外發生原因,有可能是多重原因造成的。要避免這類意外發生,應要加強員工安全意識。
 
【2010/07/28 聯合報】
 
 
 
 
六輕事件 王瑞華道歉:確保王永慶精神
 
【聯合報╱記者陳曼儂/台北報導】 2010.07.28 03:39 am 
 
台塑六輕最近接連發生工安事件,王永慶的女兒、台塑企業副總裁王瑞華昨天率領台塑核心成員向社會道歉。她表示,「台塑一直兢兢業業在做,確保創辦人(王永慶)的精神不會動搖」;工安事故原因還在找,「但未來不可以再發生」。
 
她說,六輕事件造成社會不安,台塑感到相當抱歉;台塑一向以管理嚴謹著稱,這兩起工安事件「連我都覺得不可接受」,台塑已在第一時間組成一個菁英團隊,對所有旗下工廠總體檢,確保工安事故不再發生。
 
她說,其實六輕設備都是最新、最好的,每個設備也都有自己的履歷表,備品、材料一切清楚,也有周期性、預防式的保養;這次事件到底是什麼環節出錯,是否因空氣中的海水鹽分影響?盲點在哪裡?最近台塑將邀請專家和公正的第三方研究。
 
王瑞華昨天率領台塑七人小組成員,包括台塑董事長李志村、南亞董事長吳欽仁、台塑總管理處總經理楊兆麟等人舉行記者會,她表示台塑已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的位階,提高到直屬七人小組,事故原因還需要研究,「但未來不可以再發生」。
 
至於是否會影響六輕五期的擴建計畫?王瑞華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重點是內部的改善;六輕五期擴廠計畫已經在走程序,一切都會符合要求。
 
王瑞華說,「台塑沒有對麥寮不聞不問」,雖然經濟成長很重要,但環境只有一個,六輕的環境、當地居民健康狀況,「沒人比我們更關心」;數據顯示當地罹癌率並沒有提高,六輕廠內一萬名員工十幾年來也沒有癌症過世的案例。
 
台塑總管理處總經理楊兆麟說,近來外界以「生雞蛋無、放雞屎有」形容台塑;但台塑石化公司登記在雲林麥寮,每年繳稅幾百億元,但是因為中央與地方本來就有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規範,而非台塑化不願繳稅給雲林。
 
【2010/07/28 聯合報】@ http://udn.com/
 
 
 
 
企業公民榜 台塑大倒退
 
【聯合報╱記者陳曼儂/台北報導】 2010.07.28 03:39 am 
 
《天下雜誌》最新出爐的今年度「天下企業公民TOP 50」排行榜,台塑企業因為環保問題與最近六輕工安事件,排名從去年的十三名大幅摔落到卅名。
 
台塑集團副總裁王瑞華昨天表示,對於排名大幅滑落,將會虛心檢討、不斷改善。
 
天下雜誌指出,台塑企業去年被環保機關接連裁罰了二十件,共罰款高達六九一萬元;加上仁武廠的汞汙泥處理事件,嚴重影響環境及社會觀感;近半個月來又二度發生嚴重的工安意外,因此名次一下子由十三名掉到卅名。
 
「天下企業公民TOP 50」是由天下雜誌透過專家及評審團,以「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四大指標。今年獲獎前十名為:台達電、台積電、中華電信、光寶科技、台灣大哥大、玉山金、華碩、旺宏、統一超、緯創。
 
 
 
 
 
 

「秩序繽紛的年代」系列座談會(一)

 
 
                                              

 

忘記是是顧爾德(原來他叫郭宏治)還是吳介民說的,有一次他與一個年輕人聊到范雲,結果對方回應說:「喔,是那個參加美麗島運動的范雲嗎?」
 
范雲親身的遭遇更尷尬。有一個記者採訪他,報導出來之後,范雲驚見:「在五四運動中,范雲…….」這不是一篇網路波文,也不是大一新生的隨堂小考,而是一專業「記者」的報導。
 
這幾句話,三位主講者在談笑中輕鬆帶過,似乎可以一笑置之。但我相信他們的心中是苦澀的。這樣的誤解,實在道盡過去台灣二十年來的一個重大的缺憾:我們不重視歷史也就算了,更遺憾的是,我們不重視那些曾經對這個社會有過貢獻、有過重大影響的人、事、物。無論什麼事,不用多久,統統被時間磨平、抹煞。套具胡晴舫的話(雖然她是在描述對岸):「就好像一個平靜的湖面,無論你丟進去再大的石頭,它終究歸於平靜。」這也讓我更能體會何榮幸的那句話:「我們這一批當初滿懷壯志的五年級生,個個以為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什麼都沒改變,反而是都被現實改變。」
 
我也不是一個例外。雖然常常聽到范雲、吳介民、以及學運、野白合等等響噹噹的大名字,但,我並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甚至,因為他們的新聞又往往出現在牽涉到意識型態之爭的政治事件當中,我對這群所謂的「野百合世代」其實有點懷疑。昨天的那場演講的近距離接觸,是我們一次認識他們。
 
范老師個子很嬌小,但臉上神情總是神采奕奕,講起話來思路清晰、通達無礙,而且面對問題不隨便出口答覆,又能很敞開心胸接受質疑與挑戰。吳老師留著摻著灰白的短髮、一副重重的黑匡眼鏡、臉上總是掛著爽朗的微笑,穿著中式的上衫、踏的運動涼鞋,很有飽學之士的味道。顧爾德倒是比較不起眼。他好多白頭髮,從頭到尾話都不多,與范、吳兩人多次的「我來補充一點」對比強烈。或許這也與他口才不那麼便給有關。
 
正式的活動時間是晚上八點到九點,三個人分一分其實沒多少。再加上一定要留給讀者發問的時間,因此真的是很簡短匆忙。三位主要想說的大概有兩件事:第一、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第二、書的內容為什麼是這幾篇?
 
第二個問題其實比較瑣碎,因為牽涉到的都是一些實際操作的問題,譬如說某議題找不到適合的作者(例如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如何影響台灣,這問題太大,不好寫),或者答應要寫的作者交不初稿來(例如某新潮流新生代,本來答應要寫的,結果中途跑去選台北市議員。)種種因素,造成許多遺珠之憾。
 
至於這書怎麼來的?每個人都有點不同的說法。吳老師說,2009年的前一年,他請問一個大陸朋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20週年即將到來,你們當初這群人想要怎麼紀念二十年前的那件事?」說完,吳老師突然想到,台灣的野百合也快要二十年了,那我們又該做點什麼?於是他開始了籌畫的工作。
 
左岸的總編輯黃秀如半開玩笑的把功勞攬在自己身上。她說,幾年前的七一五宣言出來的時候,她很生氣。她跑去質問發起人之一,台大政治係的學長吳叡人:「你說你們這群人應該要多說一點?但你們真的說了嗎?」這群學者受到刺激,因此決定多說一些。..
 
後來,吳老師、范老師、與顧爾德三人(不知道為什麼吳叡人老師沒有加入)通力合作,負責擬題、邀稿、撰寫。出版則找上了左岸。在共和國老闆郭重興先生的支持下,終於有幸付梓。關於左岸願意在不合市場要件的劣勢下出好書的決心,也是極令人欽佩的。前幾天這位政治系的大學姐就跟我說:「若要考慮市場,左岸乾脆倒閉,沒有一本書會賣錢的。但你若是不出,台灣的讀者就永遠讀不到這些書,這些讀者等於是被放棄了。我們不斷的出,刺激讀者,讓他們知道,還有這一塊的東西。」
 
回到書上。根據以上兩種關於這本書的起源的不同說法,這本書的本質也可以有兩種。范老師主張(吳老師應該也會同意)這是一本回顧的書,整理了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以主題的方式呈現我們的國家的各個方面的發展,包含了進步與退步。但黃主編反對這個說法。她認為,這本書不是歷史,而是一本社會運動綱領。
 
然而,雖然這本書是為了紀念野百合運動的二十週年,發起與撰稿人也都是那一代的學運份子,這本書卻不是一本寫那群人的書。吳、范不斷強調這一點。他們認為,當初的野百合運動是一個很複雜、很龐大的運動,雖然媒體上常提的名字就是哪幾個,但沒有人真的有資格全面的代表野百合。另外,我想他們也不願意把這搞成一個偶像崇拜的運動(在今天台灣社會的氣氛當中,這實際上也不可能。)這點至少表現出這幾位的謙虛。但,有趣的是,事後一位自稱是世新大學老師的聽眾,就一直不能接受這一點。這位老師主張,野百合世代應該搞一張像是幾個美國大兵在硫磺島戰役中誓死豎起一面國旗那樣的畫面,才有足夠的張力與故事性。
 
 
                   
 
                                   誰是我們國家的英雄? 誰要為我們豎起那面大旗?
 
 
 
 
 
對談的主軸大概就是這樣了。接下來開放讀者發問。一個高中公民老師問,台灣之遺忘野百合與大陸之遺忘六四,有何相似與不同?吳介民答,一個是社會自發的遺忘,一個是國家機器強迫的遺忘(哪一個比較好呢?我很疑惑)。
 
一個還在台大就讀的學生,怯生生的問,「草莓族」是否就一定不如上一代,難道不是只是時代因素造成的嗎?他又問,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有了民主,可是何以發展上好像還不如中國?
 
關於「草莓族」這一個概念,吳老師並不認同。有趣的是,何榮幸與胡晴舫也都對時下媒體對年輕人的輕蔑不以為然。他們總是很樂觀的說,老人總是愛批評下一代,這很正常。他們也都很相信所謂的「草莓族」將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開創新局。吳介民說,他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困擾著他這一代的問題,馬上就輪到草莓族這一代來面對,他們自然會被迫成長。
 
我自己也分別問了兩個問題(哈,我從小就是愛追著老師問問題的學生)。第二個問題來自上述何榮幸先生曾說的那句話「他們這一帶五年級的人,曾經滿懷抱負的想要改變這個社會,結果不但什麼都沒改變,反而是被這個社會的現實給改變了」,請問你們三為怎麼看這句話,對的還是錯的呢?
 
范雲老師說,何榮幸自己的那本書「我的小革命」就否定了他的這個論斷,因為「我的小革命」就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他自己的領域裡去發揮改變的力量。那何榮幸自己肯定也是相信改變是可能的。范老師補充,究竟能不能改變,改變了多少?還是要看我們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問題。
 
范雲答完之後,我意識到我沒把問題表達清楚。我真的想問的是:「如果何榮幸的話是對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一股力量或結構阻礙了我們改變這個社會的努力與嘗試?」我自己心底對這個問題是有答案的,但我想瞭解這三位前輩有什麼看法。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即使想要像當初野百合世代那樣有所作為,似乎也很難。因為,我們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這有幾個因素。第一、這個時代確實已經沒有當初那樣一個嚴格限制人民權利與自由的威權政府了,因此我們不再有那個明顯邪惡的敵人。第二、我們的媒體不再報導嚴肅有意義的社會事件,因此我們無從取得新資訊。第三、幾乎所有的政治新聞都因意識型態之爭而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報導與評論,這讓年輕人無所適從,不能判斷真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年輕人想要關心社會、想要投入政治運動,都變得很困難,找不到著力點。我想請問三位過來人,對這樣的現象有何看法?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究竟該怎麼辦?」
 
顧爾德的回答非常簡單。他說,我們編這本書,為了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做到的是,透過這本書,把過去台灣的一些問題的來龍去脈給摸清楚。這樣大家回過頭來看的時候,至少才會有個底。
 
另外有一個頭髮灰白的女士問了三位關於台大五姬與show girl事件的看法。范雲老師想要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談,但是,她坦承,她還沒有形成一個很確切的觀點。她說,她很困惑,因為社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十分兩極化。一派會說「天啊!我們辛辛苦苦從事女性主義運動這麼久,為的就是爭取女性的尊嚴與權利,結果現在這的這些小女生竟然這樣甘願的去扮演一個物化自己、討好男性觀點的角色?」但另一派卻說「台大校長也太古板了吧,職業無貴賤,當show girl有什麼不對嗎?我們大家不都愛林志玲嗎?如果今天這幾個台大女生能像林志玲一樣,我們還會批評她們嗎?那為什麼只是當個show girl就要遭受大家的歧視呢?」范老師預告,在這一系列的對談之中,將會有一場她與尤美女律師探討女性主義,到時候她再深入談論這個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了。
 
我想,貫穿這個座談的一個核心力量在於所有參與者對當今台灣社會的憂心,一方面是過去幾年來台灣社會的混亂與停滯,二是現在年輕人對社會議題的冷漠與疏離。如何瞭解今天許許多多困擾著我們的社會議題的複雜變化、如何喚醒人們對政治的關注與行動的決心,我想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活動超出了預計的時間很多,一直拖到九點半之後才結束。我跟誠品的宗翰致歉,說每次我們都拖到他們的時間。但宗翰不但不以為意,還說謝謝我幫他問了他想問的問題。我確實有注意到,誠品的幾位員工從頭到尾都有很仔細的在聽講
 
整個場面很令人振奮。感謝三位前輩的用心,感謝左岸,感謝來參與的讀者。
 
 
 
 
附錄:

 

在下一輪太平盛世之前

張鐵志

July 25,2010

 

今年三月是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的二十週年,但這個三月卻是靜悄悄的。台灣社會沒有回顧那段戰後最標誌性的學生運動,連參與者也沒有舉行任何回望儀式。

參與者或許不該總是抱著對光榮時刻的鄉愁,但我們這個社會確實有嚴重的歷史失憶症,尤其是對於台灣一路艱辛走來的民主事件史。今年二月的林宅血案三十年,去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三十年,乃至三年前的解嚴二十年,我們都沒有進行太多豐富的討論。回首的意義,並非只有重訪歷史或者爭奪詮釋權(雖然難免如此),而是要透過對歷史的反思去思考下一步方向。

當年參與三月學運的人們沒有大舉紀念二十年,但幾位和那個歷史時刻相關的、所謂「學運世代」的參與者,卻希冀透過這個二十年的契機合編一本書《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以「對過去二十年進 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趟歷史導讀,也幫助我們自己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他們在導論這麼說。

他們邀請了二十個學者和NGO工作者,其中大部分是學運世代參與者,就二十個主題回顧過去二十年:從文化政策、藝術自主性,知識份子的角色,到工運、婦運、環運、新移民、農運、社區運動,到教改、憲改、金改、司改、全民健保,到族群、民粹主義、媒體、與兩岸關係。這每一個主題無疑都是台灣面對的重要課題,如知識份子介入社會的不同角色與可能;民粹主義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對台灣民主的不同意涵;社會運動的突破、沈寂與轉型;農業發展的困境以及此刻正在燃燒的農運;以及,台灣對於中國能否提出既有論述之外的「第三種想像」等。

學界固然已經在這些問題上累積不少知識,但由於台灣公共論述領域的膚淺貧乏,充滿無意義的喧鬧,因此這些知識很少在公眾領域被適當轉化成系統性的歷史梳理,細緻的對話與深刻的辯論。這是本書的重大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說,野百合學運之所以被沉默以對,主要原因之一是野百合世代/學運世代很大程度上被窄化為一個政治領域的概念,因此一段原本應該屬於台灣理想主義傳統的歷史(如美國六零年代青年運動),竟然在如今被噤聲或污名化。

事實上,當年更多的人,無論是廣場上的幹部或群眾,後來都帶著改革的種子參與NGO或社運,或成為今日人文社會學術界的中間力量,或者在許多社會領域奮鬥,只是他們可能沒有政治明星們耀眼。其中包括許多參與本書的寫作者:如婦運、工運、環境、農運等領域。因此,這本《秩序繽紛的年代》可以說讓我們重新閱讀了學運世代更多元豐富的面貌。

從1990年到此刻的二十年是民主化的年代:台灣完成了基本的形式民主,威權體制下長期執政的政黨下台後又上了台。公民社會日益成熟,但政黨卻總如小孩般喃喃自語或不斷打鬧。這二十年,本土化也成為新的時代精神,但台灣和中國也從彼此對抗轉向日益頻繁的互動。這二十年更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擴張的年代,資本家的聲音越來越大。於是,民主化與公民力量的上升、本土化與對共同體的想像、經濟發展和資本邏輯的擴大,三种力量激烈的彼此碰撞,以不同姿勢牽扯著本書二十個主題,不論是藝術、健保、工運、教改、農運、環保或者兩岸關係,而交織出們作者所謂「秩序繽紛的年代」。

面對下一個二十年,顯然我們必須更深化民主化,才能豐富本土認同、規範兩岸互動、約制資本力量,並尋求作者們所追求的「下一輪民主盛世」。

(中國時報開卷版 2010/7/25)

 
 
 
 
 
《我見我思》改變是可能的!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10/07/28
【何榮幸】
 
 
  過去二十年,野百合學運世代在政治部門的嚴重挫敗,讓外界對年輕世代改變政治結構的可能性感到高度失望;但是,學運世代投入公民社會、實踐公共理念的努力軌跡,卻已讓「改變是可能的」這項信念重新萌芽。這是我在《秩序繽紛的年代》書中感受到的力量。
 
  由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三人共同主編的這本新書,選擇在野百合學運二十周年之際出版,書名取自日前過世的詩人羅葉作品,內容並非野百合學運的懷舊自戀,而是以批判性觀點檢視過去二十年社會發展,希望「催生台灣下一輪民主盛世的靈魂」(編者語)。
 
  這種大堆頭集體創作,乍看之下可能會被視為另一場知識分子的紙上清談。然而,只要將撰稿的二十位學者、NGO工作者放在其長期投入的領域脈絡,就可清楚發現,此書二十篇作品毋寧更是台灣公民社會建構過程的宏觀記錄與深度自省。
 
  早在此書出版前,二十位作者已分別在工運、婦運、農運、環保運動、社區運動、新移民運動扮演重要角色,對教改、憲改、金改、司改、全民健保等公共政策投入甚深,關切記錄片運動、文化政策、藝術自主,知識分子角色等課題,並試圖勾勒族群想像、民粹政治、媒體發展、兩岸關係的走向。正因為關懷領域如此多元開闊,才能讓野百合學運參與者在實踐公共理念層面不證自明。
 
  學運世代從政者曾經為政壇帶來創意與活力,但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慘痛經驗已經證明,學運世代從政者不僅沒有改變金權政治、民粹政治遊戲規則,更多時候反而是被舊有政治結構所吞噬改變。反觀在社運、NGO、學術領域奮鬥的學運世代,則逐漸透過細緻的改變累積進步力量,在各領域協助打造台灣公民社會的當前面貌。
 
  當然,還有很多學運世代的努力,是此書未及羅列的,例如九二一地震到八八水災重建、基本人權、廢除死刑、國際移工、原住民運動等重要面向,但這並不影響此書營造公共對話與多元思辨的價值。而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當道下,此書對於民主化、本土化、資本市場、兩岸關係等核心課題進行的思索,也有助於台灣社會看清未來挑戰。
 
  任何改革都非一蹴可幾,只要不放棄努力,改變確實是可能的。《秩序繽紛的年代》書中傳遞的理想主義信念,這一代年輕人已透過樂生保存運動、野草莓學運、大埔農民抗爭等行動具體實踐。當新生代開始譜寫屬於他們的「世代之書」時,台灣公民社會已注入更多值得期待的改變力量!
 
 
 
 
 
秩序怎能繽紛?:《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
 
週四, 2010-07-15 18:52
文/黃秀如
 
書名: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
編者:吳介民、顧爾德、范雲
出版:左岸文化 2010 / 07
 
1990年3月16日至22日,寫書的人度過了或許是他們人生當中最癲狂的一個星期。他們頭上綁著標語布條,拿著大聲公對廣場上靜坐的同學們,講述為什麼他們認為學生應該站起來反對無視人民權利的威權體制。光陰之箭很快地射向二十年後,同樣是在廣場上,憤怒的學生搭起了帳篷進行長期抗戰,議題雖然換了,反抗的還是沒有把人民權利當一回事的政府。而寫書的人如今已經是這群學生的老師了,他們看到了彷彿自己當年的身影,於是驚覺到:是時候該寫他們這一代的歷史了。
 
這樣子的動機,這樣子的組合,很容易變成一群中年人集體耽溺在回憶裡的陳腔濫調。為了不要浪費累積了二十年才有的能量,他們給自己訂下了寫作的規矩:
 
在台灣社會正歷經巨大變動的此刻,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過去二十年進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趟歷史導讀,也幫助我們自己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我們預擬了大約二十五個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社會的重要主題,邀請對這個主題長期關注、並且具有創意反思能力的作者,共同參與這個計畫。我們的目標是在明年春天出版一本書。這本書將不是一本無所不包的大雜燴,而是挖掘公共議題、提出新觀點的共同創作。我們希望每篇文章都能夠包含以下幾個元素:宏觀分析的眼光、觀念的前瞻性和引導性、具體的資料、引人入勝的故事性。
 
結果這本書並沒有在「野百合學運」二十週年的時候出版。也許不是壞事,跳開了「應景」的框框。來不及出版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被挑戰過、被修理過,連原訂的作者也被更換過。其中只有幾篇是根據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加以改寫,其餘全都是為了本書而重新創作的文章,因為本書的目標讀者不是他們學術界的同儕,而是看普通讀物的普通讀者。又,為了擔心讀者一翻開封面折口,看到十幾個大學教授的頭銜,便認定這不過是「蛋頭學者」的「狗吠火車」之作,於是他們下定決心把書店當廣場,把讀者當同學,把本書當運動文件,拿著麥克風講述自己的理念,也接受來自台下的炮火攻擊。
 
二十個看似互不相屬的主題,從藝術創作、藝術自主與藝文政策,到工運、婦運、環運、新移民、知識分子、社區營造,到教改、憲改、金改、司改、全民健保,到族群、民粹、媒體、全球化與中國,好像夜裡朦朧的星空,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繽紛而無秩序。但假定我們是任何一個好奇心旺盛的古希臘人,試著在仰望星空的過程中,用想像中的圓規,找出每一點的圓心,我們就會發現,不管彼此的距離多麼遙遠,這些看似自行運轉的星星,其實全都繞著同一個圓心運轉。
 
引申自今年春天辭世的詩人羅葉二十歲寫下的詩句,作者們試圖傳達同心圓所象徵的意義:秩序怎能繽紛?是詩人與繆思的合奏,讓我們在紛亂的時刻,心篤定,而見多元秩序之美。
 
 
 
 
 
 
 
 
 

一個沒有憤怒與批判的社會

 
陳文茜、李敖在今天的台灣、乃至於整個華人社會,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如果連他們都無力改變台灣的教育,而只能坐看著他們的子姪輩繼續受到慘無人道的荼毒,那我們還能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期望?而我們更不是陳文茜、也非李敖、李勘。他們至少還可以靠批判來賺取名利。當腐敗的體制對某些人來說只是痛苦之時,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金雞母。
 
當媒體帶著大家去批判媒體的不公與失職時,這個社會已經沒有真正的批判了。
 
在此背景下來看,楊照的那篇文章更格外有意思。
 
 

<我的陳文茜>李戡選擇的告別(陳文茜)

2010年07月17日蘋果日報

許多人都曾經歷17歲,困惑的、叛逆的、徬徨的、熱情的、空虛的。李戡、李戡的爸爸李敖、我和讀者你們,17歲時也曾拿起一把無形的「刀」,從此人生砍成兩半。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他出了人生第一本書《戡亂記》,一刀砍斷台灣教科書想在他的腦袋裡塞進的垃圾;再一刀砍斷整個島嶼想包圍他的窒息窩囊,《戡亂記》成了他「與成長之地的訣別書」。

開宗明義李戡引用馬克吐溫的話,「我從不因上學而妨礙我受教育。」這13個字,道盡了一個從15歲至17歲的孩子,一千多個憤怒痛苦成長的日子。李戡是一個有思想的孩子,但台灣教育給他的17歲人生不是展翅高飛,享受最無窮最美好的想像力階段;相反的他被迫念起政治指導的死板歷史、公民、國文教科書。他若放棄了,考不上大學;他若屈從了,看不起自己。於是李敖形容他的兒子,高中三年,飽受窩囊腌臢之氣,夜以繼日苦撐歲月。李戡的憤怒是全台數萬基測學生的共同憤怒,或至少是共同無奈。有些孩子選擇逃學(像我),有些孩子選擇屈就(像多數的孩子),有些孩子選擇把教科書中的垃圾當知識,日後長大成為社會的佼佼者,再回過頭來禍害台灣(像永遠第一名的陳水扁)。

李戡令我最感動之處是他那麼瘦、年齡那麼小,卻那麼強壯專注;他要證明自己的憤怒是對的,於是端起家傳李氏獨門功夫,數十次進出國立編譯館,再把爛高中教科書6種不同版本,相同史實,卻因政權更迭,歷史也更迭改寫的笑話,一一詳實記錄,集錄成書。我和李戡開了一個玩笑,他這個動作,實踐的是他父親李敖仇敵蔣介石的路線,「化悲憤為力量」。

這一點,李戡比17歲的我高明太多。17歲的我已視學校教科書為無物,17歲的我正好撫養我長大的外婆過世,「回」到一個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媽媽的家」。17歲的我常常早上假裝上學,等媽媽一上班,就溜回家裡聽心愛的黑膠唱片。17歲的我雖沒趕上西方1968狂飆的年代,卻趕上了蔣介石死去的年代。我聽著John Lenon的《Imagine》,Janet的《At Seventeen》「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閱讀比教科書大上約3倍的美國歷史演說文獻英中對照本,並對著鏡子想像我是林肯,我是妖騷的瑪麗蓮夢露,我是「革命失敗」的托洛斯基,尤其我是那個提倡禮教改革全盤西化的怪咖李敖。李戡的爸爸李敖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啟蒙者,他自己文言文一流,卻提倡全盤西化;把孔子等說得一文不值,絕非聖人,灌輸我這種一知半解的小讀者孔子曾走政治後門,「遇南子」偷偷摸摸鬼混了一下午。於是17歲的我真的全盤丟了中國,不管古典或現代,每日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或托爾斯泰的沉重小說。而我應付教科書的方法很簡單,先界定它是騙人的垃圾,因為裡頭沒有二二八,也沒有我同學孫太平的父親孫立人二戰豐功事蹟。其次界定考題性質,既無聊且無用,連中央研究院院士也答不出來;例如萬曆死於那一年?王羲之生於什麼地方?

我17歲比李戡滑頭,也因此沒他的成就。他那麼憤怒,因而產生了力量,宣告自己高中沒白念,要以紮實的工夫找證據,向世人證明「杜正勝們」太可惡。

李戡以一本書,最完美地道別了他的高中生涯。而杜正勝「橫躺台灣」「填鴨宣揚台灣史」的最終結果,是使得李戡這類最聰明的孩子,決定告別台灣,奔向北大。這就是政治控制教育的下場,你可以控制一般的孩子,但聰明的孩子不但控制不了,反而會因政治干預適得其反。正如當年,國民黨無法控制許多優秀的台灣人,一出國就成了「台獨份子」。

在此祝福李戡,並祝福所有與他同齡17歲的孩子。丟了你的教科書,願你們都能勇敢絕決地從此發展自我,揮別「體制」、展翅高飛,尋找美麗新人生。

 

令人遺憾的輕佻笑聲   聯合報╱楊照

2010/07/07 

福婁拜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義憤填膺地講到了伏爾泰,他說:「我認為伏爾泰是個聖者!為什麼人們堅持要將他看成一個幽默作者,實則他是個多麼狂熱的人!……他的智慧,統統都是戰鬥的工具。那些自稱為『伏爾泰主義者』的人,老是對重要的事發笑,我多瞧不起他們!而每次瞧不起他們時,我就覺得跟伏爾泰更加親近。他什麼時候發笑了?不──他咬牙切齒!」

伏爾泰是個悲觀主義者,很奇特的一種悲觀主義者。從自己的窗口探頭看出去,他總是準確地看到自己所處的社會最糟糕的現象。用他的筆,伏爾泰精巧地點出了那些最糟糕的事,將其荒謬荒唐攤在陽光下,不准任何人繼續假裝沒看到。

福婁拜試圖要強調的是,伏爾泰描寫荒謬荒唐,是為了戰鬥取消這些荒謬荒唐。他的悲觀在於他看到那麼多令人無法忍受的景象鋪天蓋地而來,可是奇怪地,這些荒唐荒謬卻沒有讓他失志、絕望,他始終昂揚地對這些或野蠻或愚蠢的行為宣戰,他的文字是召喚同志共同戰鬥的號角之聲。至少讀在福婁拜的眼中是如此。

可是顯然讀在一些其他人眼中卻不是如此,才引發了福婁拜的憤慨。有一批格外喜愛,或說號稱自己格外喜愛伏爾泰作品的人,讀到了他描寫的荒謬荒唐,被那些荒謬荒唐逗笑了,卻從來讀不到、讀不出伏爾泰背後改革、戰鬥的意涵。對他們來說,伏爾泰作品成了最棒的幽默娛樂,供他們消閒哈哈一笑。

我完全能體會福婁拜的激動態度,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也有很多人堅持在所有的題材、所有的現象裡都看到可以哈哈一笑的娛樂。別人最深的痛苦、政府最嚴重的錯誤、社會上最荒唐的行為,對他們而言都是同一回事,都引發同樣的反應,哈哈一笑,然後笑完了就沒事。這種笑,其實是最糟糕的逃避習慣,不想去看到問題,不想去感受困難,當然更不想去為解決問題有所付出。

讓李家同教授生氣的笑聲,正就是這種逃避習慣下發出的笑聲。笑聲出自具有老師身分的人,令人遺憾。不過更該遺憾的,畢竟還是這種輕佻的笑聲反應,在我們的社會多麼常見、多麼普遍!

有一回,英國詩人羅傑斯(Samuel Rogers)形容一位新作家寫得「像伏爾泰」,和他聊天的亞當斯密馬上激動抗議:「先生,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伏爾泰!」亞當斯密會如此強調肯定伏爾泰,顯然不是因為他寫的文章會引人發笑。

 

2010/07/21 15:57:51

李戡在北大能學到什麼?
劉罡
李敖大師的“關門公子” 李戡小朋友今年高中畢業,本來已經考取台灣大學,但日前突然宣布棄台大而就北大,他在寫給北大的申請書中聲情並茂地說:我的祖父,我的大姑、二姑、大姑父,都是北大畢業,我的父親李敖困於台灣六十年,以未念北大為憾,我願我能超越這六十年的海峽。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但它太狹小了,我寫了一本書,一方面檢討台灣的狹小,一方面展示我輩的心願。
 

李戡公子如此高看北大,大陸這邊無論是誰恐怕都會有點“與有榮焉”的感覺,但高興之余心裡也難免犯嘀咕:北大真能不負李家爺兒倆所望嗎?據我所知,李戡之所以痛感台灣的“狹小”,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一部台灣史因政治原因而被改來改去,對此深惡痛絕的他專門寫了《戡亂記》一書來正本清源。而我們大陸這邊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中國古代史,因政治原因幾十年來被改來改去的折騰勁兒,比起台灣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李戡不怕自己再被氣出個好歹嗎?

話又說回來,台灣的“狹小”或許還只有北京的“宏大”能夠治。記得當年北京大學與台灣大學在新加坡的亞洲大專辯論賽中曾有過正面PK,台大學生的國學功底顯然更勝一籌,說起話來引經據典、抑揚頓挫,活脫幾個小學究,而北大這邊的學生則拿出了文革大辯論的功夫,揪其一點窮追猛打,汪洋恣肆節外生枝,辯論賽現場真讓人有種秀才遇見兵的感覺,最終結果也是縮手縮腳的台大“酸秀才”被口沫橫飛的北大“特種兵”拿下。如果李戡來北大後能夠有機會與“孔和尚”老師探討一下金庸大俠的刀法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或是向張維迎院長請教一下如何讓中國老百姓把國家的外匯儲備花在國內,他說不定真能切實感受到北大的博大。

當然,以李戡的天資聰穎和家學淵源,或許無論是台大還是北大都已無法真正教給他更多知識了,他入讀北大沒準只是為了替李敖一圓北大夢,把李氏家族與北大的情緣延續下去罷了。若果真如此,李戡這位名人之後倒也蠻可憐的。他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僅想弄個“北大出身”,大可去買一張北大的假文憑了事,小說《圍城》裡的方鴻漸不就是買了張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文憑去糊弄自己的勢利眼老丈人嘛。而且據說名校的假文憑反而便宜,因為市場需求量大,有規模效益。但名人的孩子就不同了,有多少雙眼睛盯著你呢,所以即便是假戲也得“真做“。

還有一點,對李戡這類集聰慧和家世於一身的天之驕子來說,最大的人生攔路虎或許就是伴隨少年成名而產生的優越感,而藏龍臥虎的北大恰可以教給李戡重要一課:別小看身邊任何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畢竟,北大校門裡迄今走出的最大人物是當年的小圖書管理員毛潤之。

(本文作者劉罡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編輯兼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開明與進步,不應該止步於同性戀。

 
我對同性戀議題並無太大的興趣,因此不瞭解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並主張他們有權獲得與異性婚姻完全一樣的權利的人採取了那些高明細膩的理由。然而,在一個強調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時代,我很能接受,只要一個人做的一件任何事,在完全出於他自身的自由選擇之下,又不明顯的傷害到其他人,這件事就應該被容許、尊重。基於這個簡單的信念,兩個同性之間若是真心相愛,我們就應該祝福他們,讓他們有權利過著異性夫婦一樣的家庭生活。
 
至於他們是否可以合併報稅、是否可以互相繼承財產、如何要證明它們之間因未履行「夫妻」義務而可判離婚?這些問題太複雜,先不討論。
 
我很好奇的是,如果個體的自由意志與自由選擇有這麼高的效力,那麼,同樣兩個發自真心相愛的姊弟、兄妹,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仍然以「亂倫」之名禁止他們在一起(前幾天的英國新聞: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0,5246,50403985×132010071300842,00.html)?同理,只要雙方你情我願,重婚、一夫多妻、乃至於一妻多夫、多夫多妻,究竟它們的「不合法性」是哪裡來的?
 
這兩天我提出這個問題與我的同事分享,很多人一聽之下,直覺都大呼不可。有人認為我在詭辯;有人提出生物學的證據,說明亂倫會導致劣質的下一代;有人更直接說:「這是一個道德問題」。然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道德」呢?
 
經過一些討論之後,他們也都認為,確實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否定我的看法。雖然,大家心底都覺得怪怪的。
 
如果有人徹頭徹尾主張一夫一妻的婚姻是自然而唯一合法的,那皆下來的問題都不存在。但如果同性婚姻(它的合法性不來自於自然,而是個體的自由選擇)可以被接受,重婚、亂倫、多重夫妻組合等等婚姻型態,在理論上應該都要被接受。
 
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之中,福山指出說,人對於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觀念,是不斷在變的。譬如說,幾十年前可能沒有多少人會尊重動物的權利,但今天,就連在台灣,一個人若是虐待動物都可以觸犯法律。同性戀是一個更好的例子,隨著時代的前進,越來越多的人可以開始接受同性戀。這是人類進步的一面。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這一代人保守僵化的另一面依然頑固的存在,它呈現在我們對重婚、亂倫、一夫多妻的沒來由的歧視裡。張鐵志學長在昨日的中國時報上引用一個律師的話:「對同性婚姻的禁止是國家介入強制歧視的最後一個領域了。」我以為還言之過早。
 
其實,人類的愛情與婚姻型態本來就很多。古老的埃及王室,為了維持皇族血統的純正,常刻意安排太子與公主結婚。希臘人有男性同性戀(雖然沒有同性婚姻,也不確定他們的同性戀到底有無包含肉體關係)。羅馬人對兄弟姊妹之間的性行為也無太大的忌諱。古代中國人接受一夫多妻。蒙、藏、滿人的子弟可以娶去世的父兄留下來的寡婦。而浪漫的法國人,則把一個沒有情夫情婦的人視為沒有魅力而無能的。
 
或許,在不婚、少子、人口老化的現象多重襲擊的現代社會裡,我們應該仔細的去思考一下,解開異性單偶婚姻的禁錮之後,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好處。譬如說,如果我們讓郭台銘、林百里這樣的人多娶幾個老婆,就可以解決一下許多女孩找不到如意郎君的問題。同理,如果林志玲可以同時選擇言城旭與周杰倫,而周杰倫又可以同時再娶蔡依林,年輕的時候可以不為錯失至愛而痛苦,年老之後又有一個大家庭可以彼此依賴,豈不大妙?一旦人們可以放開那些古老而無根據的思想,是不是我們的社會可以在往前邁進一大步呢?
 
這讓我們想到了柏拉圖,他可是一個大膽的多夫多妻的支持者。
 
 
 
 
我們的時代-同志婚姻是基本公民權
 
2010-07-15 中國時報 【張鐵志】

 
南西吉兒(Nancy Gill)是美國郵局一名女性員工,她和愛人在二○○四年於美國麻州合法結婚。那一年麻州成為美國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見圖,美聯社)的州。
 
南西吉兒(Nancy Gill)是美國郵局一名女性員工,她和愛人在二○○四年於美國麻州合法結婚。那一年麻州成為美國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然而,即使有了法律承認的婚姻,吉兒卻不能為她的另一半參加郵局提供的眷屬健保。因為法律不允許他們和異性戀夫婦享有完全一樣的權益。
 
小布希政府上台後,更推動進一步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並於各州推動地方公投,使得同性婚姻成為政治戰爭的主軸。然而,從二○○四年開始,卻有五個州承認同性婚姻合法:麻州、康乃狄克、愛荷華、新罕布夏、佛蒙特。今年三月,華盛頓特區也加入這一行列。只是,這些已經合法結婚的伴侶,卻無法和獲得和異性戀夫婦相同的權益,如合併報稅。
 
歐巴馬雖然強調婚姻這個字眼只適用於異性戀,但他在競選時宣稱要廢除這個法律,至今也表示這個法律是歧視性的,但因為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所以司法部目前也只能捍衛這個法律。
 
在麻州判決之前,上個月,在加州一場關於同志婚姻的官司舉行終結辯論。二○○八年五月,加州最高法院判決州法禁止同性婚姻是一種歧視。反對者大為不滿,因此推動禁止同性婚姻的「八號提案」公投。二○○八年底,加州選民以五二%贊成票通過禁止同志婚姻合法。同一時間,佛羅里達和亞歷桑那州也都通過類似公投。
 
加州的同志平權團體對八號提案是否合憲提出訴訟。他們邀請了兩大知名律師辯護︱這兩人是二○○○年布希和高爾選舉爭議官司中各為兩人辯護的對頭,現在卻在一起爭取同志婚姻權益。此案成為全國關注焦點,甚至還拍成紀錄片。
 
美國的主要媒體都指出這場辯論過程中,反對同志婚姻的一方明顯處於下方。他們只有兩個證人,且只有一人是強烈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這人說:現在婚姻制度已經被日益提高的離婚率和越來越多夫婦不生孩子所逐漸破壞,但他卻未說明這和同性婚姻有什麼關係。為反同志婚姻辯護的律師則說:「婚姻關係是人類傳宗接代的根本。法官大人,一旦婚姻制度崩解,社會會走向終結。」但法官卻指出這些說法完全沒有證據;他甚至說按照這個邏輯,法律是不是該禁止不能生育的人結婚?
 
為同志發聲的律師則強調,四十年前(一九六七年)最高法院做出了跨種族婚姻是合法的里程碑判決,因為那是不分種族公民的基本權利,現在我們也應站在平等公民權的角度承認同性婚姻,而沒有理由排除他們和異性戀者相同的權利。而且當年民意支持只有百分之二十,現在支持同性婚姻的民眾約有一半。這位律師說,對同性婚姻的禁止是國家介入強制歧視的最後一個領域了。
 
人民正等待著這個對美國民權影響巨大的歷史性判決。
 
戈爾離婚與美國當代婚姻觀念

 
時間:2010-07-05 10:47:02  來源:時代周報
 
6月初,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及其夫人蒂珀通過電子郵件宣布了他們共同的分手決定,并強調這是雙方
鄭重討論之后、互相支持的結果。消息傳出,在美國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激起了種種討論。
 
多年來,戈爾夫婦一直被美國社會譽為模范夫妻。兩人結婚40年,育有三女一子,戈爾從議員、副
總統,到總統候選人W,再到諾貝爾獎獲得者,蒂珀總是相伴左右,共同經歷起伏跌宕,從未鬧過任
何不和與緋聞。在公眾眼中,他們的關系堅如磐石、人人稱羨,蒂珀更是有口皆碑的好妻子、幕后
英雄,幾乎所有的朋友和公眾都公認,沒有她的犧牲和支持,戈爾走不到今天。
 
對于離婚的原因,戈爾夫婦沒有直言。但眾多親朋好友證實,并沒有第三者的介入,而是因為倆人
的志趣漸行漸遠。2001年戈爾在卸任之后,投身環保事業,長年奔波在外,而蒂珀對此并無熱情,
兩個人的生活方式慢慢成了平行線,這導致了最后的分手。戈爾夫婦的好友、《華盛頓郵報》的記
者薩利 (Sally Quinn)解釋:“他們確實相愛,但蒂珀的生活一直都在戈爾的籠罩之下,她做了
40年的好妻子,現在終于可以做她自己。”
 
40年的相濡以沫,一朝戛然而止,這令人唏噓感嘆。爭論的焦點更多地落在了蒂珀的身上,她在60
歲的時候選擇離開自己支持了40年、并且事業成功的丈夫,這是不是一種失敗?對,還是不對?值
,還是不值?
 
針對這個問題,很多美國媒體都舉辦了專門的訪談和討論,有聽眾打電話進來質疑蒂珀的決定,強
調夫妻應當忠實于結婚誓言、相愛終老,認為蒂珀是失敗的。但更多的人認為,雖然結婚時許下了
相守至死的諾言,但時光流轉幾十年,最初許下承諾的兩個年輕人都已發生了巨變。什么才是真正
的忠實呢?是忠實于一個若干年前許下的諾言、一種婚姻制度、還是內心真正的自己?蒂珀為了支
持丈夫的事業,已經犧牲退讓了40年,在孩子長大之后,選擇在60歲的時候做回自己,夫妻兩人用
一種互相尊重、平等的方式作出了分手的決定,這不僅不是失敗,而且值得尊重。美國國家公共電
臺的節目主持人甚至說,婚姻不能持久到一方離開人世,并不一定是壞事,也可以是好事。即使已
經六十歲了,他們還有二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去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們應當為蒂珀的決定喝
彩。不少公眾也通過廣播、推特、報紙向蒂珀表示了支持和祝福。
 
安德魯·切林(Andrew J. Cherlin)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他的研究為美國社會對“戈爾離婚”
的反應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他指出,在當代美國人的婚姻觀念中,主要有兩種強有力的價值觀在沖
突博弈。一是基于宗教傳統之上對婚姻的堅守和信仰,二是后現代意義上基于個人自由對個人自我
實現的沖動和渴望。隨 六七十年代女權主義的興起以及“嬰兒潮”時期出生的“我一代”(me
generation)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切林觀察到,主張個人實現的價值觀越來越占上風,女性的自
我實現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是對婚姻和家庭形式高度推崇的基督教,也在逐步強調個
人自我實現的重要性。一些有深厚宗教傳統的保守地區,近年來離婚率也在不斷攀升。例如阿肯色
州,2004年甚至躍居全美最高。自我實現,正在成為當代美國人,無論男女,內心深處越來越強烈
的需要。
所以,當兩種價值觀糾結沖突,當婚姻壓抑自我,“離”還是“不離”,就不是問題。 “離”,是
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社會很自然要發出的聲音。而且,近年來,這種聲音正越來越大。
 
聲音越來越大的原因在于,一些新的社會變化為婚姻生活帶來了新的景觀。現代社會,兩性關系趨
向更加平等,人類平均壽命不斷延長,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現在的60歲,只相當于以前的40歲
(Sixty is the new forty),還可以大有作為。這兩個變化,使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
選擇機會大大增加。近十年來,美國的離婚率有小幅下降,但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的統計
,55歲以上的老年離婚率卻在逐年增長。而且,2/3的老年離婚都是由女性提出的。跟蹤調查還進一
步表明,3/4的老年離婚者并不后悔,他們認為這是人生的正確選擇。無獨有偶,加拿大、英國、法
國等發達國家關于離婚的統計數據也表明,類似的情況正在悄然發生。
 
但另一方面,40年的婚姻可以因為男女一方志趣轉移,欣然畫上句號,這種“合理性”還是深深地
刺痛了公眾的神經,所有人都不禁在問:我們還能寄望于持續一輩子的婚姻嗎?如果可能,究竟應
該如何經營?
 
有此一問,是因為宗教傳統還是美國社會的底色,美國人在骨子里依然非常注重婚姻。上世紀80年
代以來,同居的形式已經在歐洲大行其道,但建立家庭,還是美國人最理想的生活狀態,年輕人的
同居只是一種向婚姻過渡的臨時形式,美國仍是西方社會中結婚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美國,甚至
連同性戀群體也在不屈不饒地爭取結婚的權利,但在歐洲,絕大多數的同性戀男女都把婚姻看做是
毫無必要的形式和枷鎖。
 
 
 
 
 
 
 
 
 
 
 
 
 
 
 
 
 
 
 
 

[轉載] David Brook’s 揭人陰私的文化

 
人都是會犯錯的。如果抓到別人的一點小錯就大肆宣揚,那麼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安穩的過日子。只要在大方向上過得去,就可以了。子夏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大概是這個意思。
 
但儒家的氣質不總是如此的。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就傾向一種嚴格的自我要求路線。
 
關鍵更在於,儒家沒有上帝。反面的來看,因為缺少一個絕對的全能全善的終極標準,中國人因此無法對照出人的卑劣,且容易高估了人的善良本質。又因為缺乏一個終極的保障,因此無以獲得精神上的穩固安慰。既無對善良的保障,又無對惡的恐嚇。胡蘿蔔與棒子皆無,是以,「小人窮斯濫矣」。
 
另一方面,從正面來看,儒家實則要求每一個人往神的方向趨近,做一個純然的自發的「自因」,不斷地自我惕勵,力求完美,為自己負責,自己作自己的安慰。這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做得到。
 
但這條路太難,所以儒家失敗了,宋朝之後的儒家,越來越像是一個噁心的怪物。自己作不成聖人,那也沒什麼。卻又不敢真的大方承認人都是不足的,更不能認清自己也是不足的,因此又愛彼此指指點點。
 
這種歪風,在民主化之後又更加熾烈。純就西方理論上來說,民主化意味著一種除魅的過程,人們覺醒之後,應當不再崇拜聖君賢相,應該是一個人人可以彼此尊重、寬容、接納的時代。
 
然而西方人的民主化,始終都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進行的。因此,一種「原罪」的意識始終存在。因為在根本上基督徒認定人是不足的,因此反能互相接納缺陷(只要彼此屬於同一教派)。當然這不表示人可以用原罪來當作墮落的藉口,而是更會要求自己去追求一個完美的典範。
 
但在台灣,民主化以一種非常古怪且不完全的形式展開。一方面人們開始懂得挑戰聖賢的形象,但一方面卻也不在根本上接受人都是有缺陷的。因此,我們死勁的抓人毛病,好像不把人罵的一無是處,就是不夠民主、沒善盡公民的責任。
 
這成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當我們說「人都是不完美的」的時候,固然有的時候意味著我們應該更加包容、同情。但也很多時候意味著我們一定要把那些人的缺陷可以揭發出來,來證明「人都是不完美的」這句話。
 
麥克麥里斯多將軍這個案例顯示,美國也有很糟糕的狗仔文化。但正如Brooks先生指出的,美國人曾經有典型的新教信仰與康德式的道德哲學:「human beings are sinful, flawed and fallen. What mattered most was whether people could overcome their flaws and do their duty as soldiers, politicians and public servants.」因此,他們至少可以找尋到對抗這種惡質文化的道德基礎。
 
 
 
 
 
Op-Ed Columnist

The Culture of Exposure

DAVID BROOKS             June 24, 2010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of my job is that I get to observe powerful people at close quarters. Most people in government, I find, are there because they sincerely want to do good. But they’re also exhausted and frustrated much of the time. And at these moments they can’t help letting you know that things would be much better if only there weren’t so many morons all around. (我的工作讓我得以近距離的觀察許多知名的大人物。我發覺到,大多數的政治人物之所以會進入政壇,是因為他們真的想好好做事。但,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非常的疲憊且沮喪。在這樣的時候,他們免不了會抱怨是其他的白癡把事情搞砸了。)

 
So every few weeks I find myself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little burst of off-the-record trash talk. Senators privately moan about other senator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gripe about othe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People in the White House complain about the idiots in Congress, and the idiots in Congress complain about the idiots in the White House — especially if they’re in the same party. Washington floats on a river of aspersion. (所以,每隔一陣子我就成了各個參議員、白宮官員等人的垃圾桶,聽他們彼此抱怨、咒罵。我感覺,白宮像是一艘船,漂浮在一條由誹謗與中傷匯集而成的河流上。)
 
The system is basically set up to maximize kvetching. Government is filled with superconfident, highly competitive people who are grouped into small bands. These bands usually have one queen bee at the center — a president, senator, cabinet secretary or general — and a squad of advisers all around. These bands are perpetually jostling, elbowing and shoving each other to get control over policy. (我們的政府體制基本上就是會刺激人們盡可能的抱怨。我們的政府充滿了超級具有自信、熱愛與人一爭高下的人。這些人彼此聚集成多個小團體,其中有一個核心人物,如總統、參議員、部長、或將軍,然後被一群策士圍繞。這些小團體永遠都在互相角力,以求爭取政策的控制權。)
 
Amid all this friction, the members of each band develop their own private language. These people often spend 16 hours a day together, and they bond by moaning and about the idiots on the outside. (在彼此的摩擦之中,各團體培養出自己的語言。他們一天花十六個小時在一起,而團解他們的凝聚力之一就是抱怨外頭的白癡。)
 
It feels good to vent in this way. You demonstrate your own importance by showing your buddies that you are un-awed by the majority leader, the vice president or some other big name. You get to take a break from the formal pressures of the job by playing the blasphemous bad-boy rebel over a beer at night. (這是一個舒緩壓力的好渠道。你向你的同伴證明你的重要性,因為你沒有被多數黨領袖、副總統、或其他大人物給嚇到。在辛苦的工作之後,你與你的伙伴在酒吧)
 
Military people are especially prone to these sorts of outbursts. In public, they pay lavish deference to civilian masters who issue orders from the comfort of home. Among themselves, they blow off steam, sometimes in the crudest possible terms. (在軍中尤其如此。)
 
Those of us in the press corps have to figure out how to treat this torrent of private kvetching.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years just after, a culture of reticence prevailed. The basic view was that human beings are sinful, flawed and fallen. What mattered most was whether people could overcome their flaws and do their duty as soldiers, politicians and public servants. Reporters suppressed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reported mostly — and maybe too gently — on public duties. (因此,媒體界就必須決定該如何處理這些如洪水般的互相叫罵。在二次世界大戰與之後的幾年當中,大家流行沈默以對。基本的想法是:人都是有原罪的、有缺陷的、墮落的動物。真正的關鍵只在於,我們是否可以克服我們的缺陷,並履行我們的義務,就好像軍人、政治家、與公務人員一樣。因此,記者刻意不報導個人的私事,而只根據公共責任為依歸來報導。)
 
Then, in 1961, Theodore H. White began his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book series. This series treated the people who worked inside the boiler rooms of government as the star players. It put the inner dramas at center stage. (之後,在1961年,懷特先生寫了一系列的『總統的誕生』,這一系列的書把政府官員當作演員一樣來處理,把他們的私生活當作焦點)
 
Then, after Vietnam, an ethos of exposure swept the culture. The assumption among many journalists wa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may seem upstanding, but there is a secret corruption deep down. It became the task of journalism to expose the underbelly of public life, to hunt for impurity, assuming that the dark hidden lives of public official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fficial performances. (越戰過後,一種揭人陰私的風潮洗捲文化圈。這時記者們的基本假設是:既有體制內的人表面上或許正值可欽,但私底下他們一定有腐敗的一面。於是記者的新工作就是挖掘政治人物的公開形象下的弱點,抓出他污穢的一面。大家認為,政府官員的私生活要比他的公開正式作為更重要。)
 
Then came cable, the Internet, and the profusion of media sources. Now you have outlets, shows and Web sites whose only real interest is the kvetching and inside baseball. (之後各類媒體紛紛登場。)現在我們有各種資訊管道,他們唯一的訴求就是這些挖人隱私的東西。
 
In other words, over the course of 50 years, what had once been considered the least important part of governmen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These days, the inner soap opera is the most discussed and the most fraught arena of political life. (簡單書,過去五十年來,本來)
 
And into this world walks Gen. Stanley McChrystal. (在這個歷史背景之下,麥克克里斯多將軍的失言風波發生了。)
 
General McChrystal was excellent at his job. He had outstanding relations with the White House and entirely proper relationships with his various civilian partne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beyond. He set up a superb decision-making apparatus that deftly used military and civilian expertise. (從各種記錄看來,麥克克里斯多將軍都是一個頂尖傑出的人才)
 
But McChrystal, like everyone else, kvetched. And having apparently missed the last 50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he did so on the record, in front of a reporter. And this reporter, being a product of the culture of exposure, made the kvetching the center of his magazine profile. (但,就像一般人一樣,他也會抱怨。在不瞭解過去五十年媒體的生態下,他居然在一個記者面前講出了這些埋怨的話。而這個記者,作為這個揭人隱私的文化下的產物,把麥克克里斯多將軍的抱怨當作頭條新聞來處理。)
 
By putting the kvetching in the magazine, the reporter essentially took run-of-the-mill complaining and turned it into a direct challenge to presidential authority. He took a successful general and made it impossible for President Obama to retain him. (這個記者把一些了無新意的抱怨當作是麥克克里斯多將軍對總統權威的挑戰,他毀了一個優秀的軍人,而且讓歐巴馬總統不可能留下他。)
 
The reticent ethos had its flaws. But the exposure ethos, with its relentless emphasis on destroying privacy and exposing impurities, has chased good people from public life, undermined public faith in institutions and elevated the trivial over the important. (沈默的文化也許有其盲點,但爆料的文化,因其不斷殘酷的攻擊隱私與弱點,終於把好人都趕出了公共領域中,也摧毀了社會大眾對於政治體制的信仰,又把不重要的小事升格成重要的。)
 
Another scalp is on the w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will erect even higher wall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honest and freewheeling will continue to flee public life, and the cautious and calculating will remain. (如今,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掛在牆上。政府官員會把他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牆築得更高。真誠、不拘小節的人會逃離我們的公共領域,而那些精於計算且小心提防的人將日漸得勢。)
 
The culture of exposure has triumphed, with results for all to see. (爆料文化取得了勝利,是好是壞,且留給大家公評。)
 
 
 
 
 
 
 

台灣第一個參選公職的新住民:鄭愛美選村長!

 
 
 
 
 
台灣人常喜歡吹噓自己是很有人情味的民族。他們拿一些來到台灣的外國人的話做為證據,說他們在如何如何受到台灣人熱情的招待,小吃店老闆會免費請客,迷路會遇到好心的人來指引,東西丟在計程車上也不用擔心。但,回頭想想,這些所謂的「外國人」,通常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
 
奇妙的是,就像我同事說的,雖然我們會稱白種人為「外國人」,但我們絕不會把他們列入「外勞」之列。「外勞」也者,另有所指也。反之,在台灣的白種人,就算只是靠教小學三年級程度的英文謀生,還是可以享受台灣人抬頭45度角注視的禮遇與特權。
 
如果今天「台灣第一個參選公職的新住民」是一個日本老手工匠、來自加州的前矽谷工程師、來台灣傳教二十年後不捨離去的德國牧師,這新聞可能會像盧彥勳打敗羅迪克一樣,莫名其妙的以「台灣之光」之名佔據各大媒體的頭調版面。但,一個黑頭髮、台語沒有英文口音、相貌平凡的印尼婦女?
 
然而,我認為這問題不是出在於村裡的鄉下人。包含他們人生的前十年、二十年在內,過去的台灣人可能過著千百年來一層不變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一個沒有空洞的概念。血緣、地緣、口音、性別才是他們判斷一個人的身份的標準。他們之排外,與其說是種族歧視,不如說是對未知的陌生與恐懼。這是沒辦法的。
 
只能說,現代化、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能走得更平順、更長遠,必須有人能夠不斷的要求自己在知識、視野、胸襟上都更寬廣、開闊。而這正是台灣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