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過後
2006 年 12 月 17 日 發表留言
一、
還記得兩千年選完總統之後，我在和一個朋友的聊天當中在幻想政黨輪替之後的台灣政治會是怎麼個樣子。當時我們都想，雖然不可能就此風平浪靜，但至少大家的激情或許可以緩和一點，冷靜下來，好好想想事情。六年過去，眼前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剛剛又落幕。不過是地方選舉，又被當作是兩黨生死存亡的保衛戰。彷彿過去十幾二十年來大大小小的選舉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一樣。一場血腥的鬧劇剛落幕，大家迫不及待的又開始想像起明年、後年的新戲碼。演戲的、看戲的，如此著迷，彷彿戲局以外的人生毫無意義。
儘管兩黨與各候選人不斷強調每次選舉的重要性，但事後看來，這全是胡扯。的確我們有時選出比較好的，有時選出比較差的。但其間的差異決不是那種候選人選前信誓旦旦喊的非生即死的真理與正義之爭。事實上，只要有政權之輪替的可能，民主的目的就以及達到一大半了。誰選上都不可能會太差勁。但反過來說，在這種制度下，我們選出來的人也一定會有些毛病。誇大不實，缺乏遠見，不敢忤逆最純潔最高尚最神聖的「人民」，恐怕是免不了的。民主是好制度，但不是完美的。
選舉中常常有某種言論，說什麼「一定要把票投給某某，因為某某代表了真正的正義。」這種話本身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其實是在訴諸於一種反民主的思維：「這世界上有一種非黑即白的價值，而本人就是那種價值的化身。」
如果這世界上真有一種確切不移的正義，且，人類有辦法認識、捕捉到這種正義，且，某人是這種正義的代表，那麼，民主就演變成一種邪惡的政治體制，因為它容許多元的價值。
再從個別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來看，選舉也絕非什麼一戰定生死的東西。宋先生當初高票當選省長，好不風光，真的是福不是禍嗎？陳總統挾台灣之子之名連任至今已六年，今天我們已大約可以想像他的歷史評價會是如何。而他之所以能參選總統，一部份原因是因為他當初沒選上台北市長。一時的輸贏究竟代表什麼，實在很難講。當初沒機會當上台北市長、後來沒機會當上總統的謝先生，如今不也挺好的？李前總統有權傾一時的時候，如今老了，底下黨羽作鳥獸散，豈不淒涼？
那些真心相信某某某非當選不可的人得當心，那是一種危險的想法。
二、
選舉本來是民主政治中的一個機制，為的是盡可能的讓那些被大家接受的政治菁英出頭領導大家，也讓那些不稱職的人被制度洗刷掉。如今這機制還在，但意義盡失。選舉很難選出好人，為了某些奇奇怪怪的原因，選民若不是得「含淚投票」，就是得遵照黨的指示配票、棄保。而某些早已被民意淘汰多次的人物，卻依然陰魂不散。還有些人物，根本從來沒經過民主機制的篩選，卻莫名其妙被冠上某某「大老」之名，垂簾聽政，頤指氣使。匪夷所思，莫此為甚。
選舉本來是手段，如今卻好像變成了目的。一切的政治活動都是為了贏得下次選舉，而這次小選舉又是為了贏得下次的大選舉。但選上之後卻又沒有什麼改變。於是乎，大家就像在滾輪裡努力向前跑的小老鼠，至死方休。這恐怕不能不說是一種焦慮或強迫症。
這樣的結果，不知道當初民主憲政制度那些偉大的設計者是否有考慮到。
台灣的民主與一般成熟民主國家不一樣在於，政權更迭背後所牽連的利益太大。這利益指的不只是個別頭面人物的名利，而是我們這一群人的名字的問題。我們的選舉有可能會改變，至少是被以為有可能會改變，這個國家將來的叫什麼與誰將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但事實上，這正是民主根本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從柏拉圖、亞理斯多德、洛克、一直到盧梭，他們的政治理論總是先假設「有一群人」在一起組成一個政治社群。問題是，到底這一群人到底是誰呢？這不是理論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必需是在理論上先預設好的。歷史上，這個問題不是交由文化與習慣解決，如希臘與英國，就是交由戰爭來解決，如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南北戰爭。但即使是雅典與英國，看起來大致不錯，也是內亂不斷。雅典始終免不了內部階級鬥爭。英國早期也不斷為貴族傾砸所苦。簡言之，「我是誰」似乎本質上就不是一個理性問題，自然很難用建立於理性之上的體制來解決。
台灣的歷史夠亂了，我們的先人沒能交給我們一個和樂融融的政治共同體。到目前為止，大家又都還很善良的不願流血衝突，就只好勉為其難靠民主制度。所以搞得我們的民主很累。在法學裡，有所謂「不應該由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之類的謹慎。在政治裡，同樣的戒慎恐懼也是必需的。政治能解決宗教、語言、文化的問題嗎？歷史給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過去的歐洲人在幾百年的宗教戰爭，死傷無數之後，終於悔悟到政治不能解決上帝的問題，從此政教分離，乾乾淨淨。隨後有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大家忘掉宗教，努力拼科學、拼經濟。但是之後的民族問題，卻是政治解決不了的，兩次世界大戰隨焉爆發。今天有歐盟，卻是對當初的民族主義的一種反動。
今天這樣千鈞的歷史重擔壓在台灣人的身上。看樣子我們似乎也無力完滿解決。
其實當我們總是琅琅上口的政治東政治西時，大家很少意識到其實根本沒有一種可見可摸的東西叫做政治。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討論經濟、宗教、文化的問題，這個協調討論的過程就叫政治。因此，所謂的政治問題，都是其他種種經濟文化問題糾結在一起的總稱。而政治問題之所以特別突出醒目，在於它是所有問題之一種統攝性之總結：A經濟原則，M教派，加上P族群聯合在一起對抗B經濟原則，N教派，與Q族群的聯盟。各種分化性原理若是只是單獨存在，就很難起作用。若是兩三種分化性原理碰巧結合在一起，麻煩就大了。
但事實上，問題根本沒有這麼複雜。問題之所以看起來這麼糾結不清，是因為我們都不願意真正用心去認識你面前的那一個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最終都只發生於兩個人之間，但我們往往不願意承認這問題只存在於「我」與「你」之間，而習慣投機取巧的把這種問題簡化為那些分化性原則所造成的。我們習慣把那些人為的、抽象的、籠統的東西當作客觀的、實在的，卻把眼前的活生生的人當作無知、虛偽、偏見、惡意的。
另一方面，儘管每個人都獨立自存的，我們的命運卻又是緊緊的聯繫在一起。這可以一種利益關係，也可以不是。馬丁布伯說：「如果我們真的試著去瞭解一個人生命的全部的歷史，我們就幾乎無法真的去恨任何一個人。」亞理斯多德說：「人與人之間即使沒有任何物質上的需要，也願意相聚在一起，過著共同的生活，因為生命本身就包含某種甜蜜。」這樣的觀點，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政治問題。但問題是，它本身不是一種政治態度，而近乎一種人生觀。它要求的不只是一種政治行動與思維，而是一種人格。
然而就算真有物質上的需要，人也往往不能真的體會到我們這種修戚相關、唇亡齒寒的關係。兩三千年前的中國人為了對抗乾旱水災與黃河潰堤慢慢建立一個更大更統一的帝國，也就是一種對於經濟上的自足的追求。這過程不平順，征戰殺伐死了很多人。今天，人類也在經歷一種掙扎。什麼時候我們才會願意放棄個別國家的主權與利益而學著去彼此配合以解決全球規模的生態問題？在此之前，我們又要付出多少代價呢？是否這六十億人也會像那兩千三百萬人一般，寧願內鬥不願共榮？
當政治人物自我期許可以為國家作些什麼時，他們似乎都沒有看到政治真正面臨的困難。
飛翔是我們永遠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