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

 

聯合報報導，一個名叫胡丹(Jean-Pierre Houdin )的法國學者提出一個新理論來解釋古夫王金字塔是怎麼建造的。工作小組說，一等埃及政府同意，他們就可以開始展開實地研究來印證理論是否正確。

 

有傳言凡是窺探過金字塔的神秘的人都會離奇的死亡。胡丹對此一笑置之。聯合報上寫著：「他不擔心，他發現了古夫的天才，古夫可能以他為千古知己，謝他都來不及，怎麼會害他」。

 

我對這句話感觸很深，因為類似的事情我遇過。我當兵的時候，下單位的第一週後我那從未見過面的田科長就不幸因為肝癌去世。於是我擔任中華民國少尉軍官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幫我科長處理後事（國軍夠公私不分吧？）。在田科長出殯前的大約一個月的時間之內，我不斷的聽到其他的同事說田科長是一個多好的人、多盡責的軍官。怪異的事在出殯的那天發生了：王大姊犯A衝、張大姊犯B衝、誰誰誰又犯太歲，於是都不能參加田科長的葬禮。

 

好吧，我們先承認這世界上有鬼。那麼，如果就算田科長生前是個大壞蛋，你參加他的葬禮也算是對他表示一點懷念，這就像胡丹先生把古夫王的聰明才智重現給世人一樣，是積功德的好事，相信他身後看在這份上不會為難你。如果他生前你得罪了他，那這不正是你去向他道歉、重修舊好的最好機會嗎？再說，如果世上真的有厲鬼，你以為你不去殯儀館就可以逃的過了？

 

反正我是不懂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但是如果我死後，我的故舊因為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不來參加我的葬禮，我應該會滿難過的。

 

聽了法國人的話，再看看美國。

 

情人節前兩天，我家附近一個熱鬧的商場發生血腥的槍戰，含兇手在內，共死了六人。可以想像，那些商店本來一定已經為這個大日子做好準備，但計畫可能被突如其來的槍戰打亂了。情人節當天，商場裡一家頗負名氣的巴西烤肉店還是重新開張了。

 

我很好奇它的生意會怎樣？你會願意帶你的另一半去一個前天才有六個人在附近被冤枉打死的餐廳享用一頓浪漫的燭光晚餐嗎？

 

我把這個問題問我美國室友布萊特。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Me:"I think Chinese won’t like to go to a restaurant where there are people died just two days ago. How do you American guys think about that?"

 

Brad："We Americans will want to get over it. Something bad happened, but you don’t want it to control your life. That’s it. Let’s our lifes move on."

 

Me:"So, actually that gunfight helps promote their business?"

 

Brad:"Haha, I doubt it." 

 

我想大部分的台灣人（我承認含我在內）是不會去那裡用餐的。老一輩的人大概基本上是一定不會，他們的腦子裡還充滿著各種各種對鬼神的幻想。死過人的地方不乾淨、不吉利。年輕人或許比較難說。我們可能不相信靈異之說，但總會覺得在個死人躺過的地方吃飯很不舒服，想到那景象就食不下厭。可能也有人會有一種比較有人道關懷的想法，他覺得在人家冤死的地方尋歡作樂對死者不敬，有失厚道。

 

更有可能的是，新聞開始報導，那些商家請某某道士為往生者作法，又請某某居師來看室內擺設是否符合風水。在過一陣子，開始有人繪聲繪影的描述事發地點出現了一些鬼影子。

 

看看美國人講的話，這才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觀念！

 

在華人社會裡，我們常常聽到中國人說要超英趕美，台灣人說要建立民主法治的政體。講這些話的人，都以為我們好像只要從西方學些什麼理論、技術，就可以很快的趕上他們。他們以為這件事大約在十年、五十年，最多一百年之內就可以完成。

 

其實我認為華人落後於西方世界至少有四五百年以上。我們沒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要求我們擺脫陳積，重新以人為本位來認識世俗世界，更沒有啟蒙運動中提倡的人可以憑理性徹底瞭解、掌握整個宇宙的信心。我們自以為進步，是因為我們直接越過了現代文明最重要的早期階段，跳到了末期的工業革命，享受了一點點粗淺的成果。

 

當然，這樣講的前提是我們把西方文明的進程當作一種普世的標準，這不見得不容質疑。

 

於是乎，我們的總統可以說出「若是黨內初選擺不平就要來向信介仙請示」的話。從沒有人出來批評他違法宗教中立的原則，也算是台灣民主的一個奇蹟。

 

這些相信鬼神之說的人對我們政府的危害，不下於貪污腐敗的官吏。因為是前者徹底的腐蝕掉一個現代政府賴以維繫的理性基石。

 

如果老百姓都活在怪力亂神之中，我們又怎能指望李濤不妖言惑眾？有為的政治人物應該立法限制盲信者的參政權。

 

 

 

 

 

 

 

 

 

 

老人開車大危險

 

昨天Cory沒來上班。今天問他怎麼了。原來昨天他太太出了車禍，被人撞了。撞她的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正在開車時突然血糖降低，昏過去了，連續追撞三個人。聽說車已經快毀了，好在他的太太與兩個女兒沒事。

 

之前，少華的美國朋友史達林的祖母也是在類似的狀況下不幸過世的。他祖母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在超市買東西，此時一輛車衝進超市裡，傷了許多人。只是年輕人受傷可能拍拍屁股就好了，老人家頂不過去，就這麼走了。肇事者年紀比他奶奶更大一些。

 

七八十歲的老人家還在馬路上開車，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對別人，都是很恐怖的事。可是美國好像沒有規定開車的年齡上限，因此只要你有駕照，多老都可以開車。

 

在職場上，美國法律好像有規定雇主不能僅僅已年齡過大為理由解雇或拒絕錄用某人。恰巧，Cory上週訓練完我，這週就是訓練一個頭髮已經斑白的老頭。前天晚上我聽到他跟另一個黑人朋友在抱怨為什麼公司要聘一個這麼老的人來做這種需要體力的工作。我們也都不明白為什麼他這麼老了還要來這裡工作。

 

當然，如果一個人年紀雖大，身體精神卻都很硬朗，那這個社會也就沒理由不讓他過一種能獨立自主的生活。硬性的用生理上的年齡為依據來限制人的自由，確實有牽強之處。

 

只是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自己出來工作、開車的老人是因為沒人照顧而非得自己自立自強呢？還是為了自尊而不願依賴別人的照顧？或許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柯里的美國

昨天Cory心情好像很好的樣子，跟我話就比較多。他是負責訓練我的老鳥。25歲，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爸了，大兒子八歲。他白天在一家叫Martin Door的公司工作，晚上在這邊兼職，賺fedex提供的benifit。Martin Door是全美第三大，但是是唯一一家可以外銷的garage door工廠。他在那邊認識了很多處理外銷業務的外國人，包括台灣人、柬浦寨人、俄羅斯人等等。他在Fedex資歷快一年多了，但他說他不想升上去，他覺得當package handler很好。我反問他「升上去後薪水不是會好一點嗎？」他說「恩，應該是吧。」

 

初，我跟他說我念政治系的時候，順便問他對政治感不感興趣，他回說還好。但他卻又說，他常常很認真的看C-span，因為這樣幫助他搞清楚他選出來的人到底在幹些啥事。後來他就常常跟我聊政治，一點也不像對政治陌生的樣子。

 

或許是因為他發現當他跟我聊籃球、美式足球時，我實在聽不太懂吧。

 

C-span是一台專門報導美國政治的電視頻道。沒有評論，只有全程轉播。我看了幾次，看到的都是國會某某聽證會、某某委員會的議事過程。很枯燥，但是你可以真的看到政治的實象。其他關於這個頻道的事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覺得，台灣應該也要有C-span。這應該不是難事吧。

 

昨天一開始聊各國政治的腐敗。他說他一個俄國朋友告訴他，俄國女生願意為一個美國人做「任何的事」，只要那個美國人願意娶她然後讓她來美國謀生。在對照一下最近那個俄國富商得付出的驚人贍養費，一個國家兩樣民情，天上地下，不亦悲乎？

 

接著我想到我的德國朋友Martin的故事。Martin告訴我，他在一個墨西哥旅遊的時候，有一次在酒吧喝醉了酒，得去廁所小解。正不亦樂乎時，幾個警察把他逮住了。原來，他以為他人在廁所，其實身在公共停車場。接著他說，他覺得那幾個墨西哥警察不是要罰他，而是想跟他勒索一百塊美金。這德國佬也真絕，開始裝瘋賣傻，假裝語言不通，最後也不了了之。

 

Cory一聽這件事，整晚的話匣子就開了。他說他希望能到處旅行，特別想去東京，但是墨西哥是他最不想去也不敢去的地方。他知道，若是他要是不小心被墨西哥的警察抓到小把柄，一個美國人落在墨西哥人手上，他非得被剝層皮。

 

他這樣說是有根據的。他有一個瓜地馬拉的朋友，他從那裡得知，墨西哥以南的中美洲人都很討厭墨西哥人。他說，那位瓜地馬拉朋友與其他中美洲人最痛恨別人把他們當作墨西哥人，因為墨西哥對他們很壞。糾葛的起因還是一個老問題：移民。原來就跟墨西哥人老想往美國跑一樣，中美各國人也想往美國跑，問題在於，後者要到美國得經由墨西哥。不幸的是，墨西對中美洲國家的偷渡客極為兇殘。據說，很多中美洲人在邊境被墨西哥警察打死。

 

另一方面，Cory說，墨西哥政府卻不斷的要求美國放寬移民條件。上一任的墨西哥總統任內沒把選前振興經濟的諾言當作一回事，卻把墨西哥的經濟失敗歸罪於美國的壓榨。墨西哥政府私底下鼓勵民眾利用各種方式去美國找工作，然後把錢寄祖國。Cory上班的地方就有一個墨西哥女生，她是合法來美國工作的，但是她老家的一個aunt就不斷要她寄錢回去，搞得她不勝其擾。

 

他聽說在加州某些地方，大部分的社會福利津貼都是用在沒有合法身份的人身上，這些政策的受益人當中只有少數是美國公民。他覺得這很不公平。我想，如果今天台灣的全民健保因為太多的外籍勞工來台灣的醫院看病而瀕臨破產，就算他們都是合法的，我自己也會覺得這制度有問題吧。

 

偏偏因為墨西哥人薪資低廉，在美國市場很有競爭力。結果就是，這些人賺美國公司的錢、不繳稅給美國政府、又領美國人的社會福利，最後再把錢送回墨西哥。

除了經濟上的不公平之外，這些非法移民更帶來治安上的隱憂，因為政府根本沒有可以追蹤他們的資訊。Cory的公司裡有一個老太太與一個墨西哥女生出了車禍，上法庭的時候，這個女生沒出現，後來也查不到她的去處。最好這老太太只好自己花兩千塊美金修車。車禍還算小事，若是殺人放火呢？Cory說，如果他去搶銀行，警察馬上就可以抓到他，至少他也得過著亡命天涯的日子，可是非法移民若是心一橫幹一票就跑人，美國根本拿他們沒辦法。

 

Cory在報紙上看到，前一陣子FBI在鹽湖城一個屠宰場查獲大批來自墨西哥的非法勞工，有好幾十個。美國政府正準備把他們都遣送回國，可是有消息指出這些非法移民正在聘請律師要告美國政府侵犯他們的權力。我問是什麼權力，Cory說這正是他不能理解的地方。

 

Cory說，無論如何，這些東西你在新聞上都不會看到。

 

Cory最後澄清，他不反對外國人來美國工作，因為當初他的祖先也是這樣來到美國的。他說如果他今天是外國人，說不定也會想辦法來美國發展。可是，前提是一切都是要合法的，你要享受美國的福利沒關係，但是你至少得有一個合法的身份、你得像其他美國人一樣的繳稅。

 

Cory是一個很穩重的人，跟一些比較浮誇的美國青年不太一樣。講話總是慢條斯理的，沒有什麼激動的言語，但神情總是很專注。他的父親打過越戰，勸他絕對不要從軍，因此他再三告誡他的兒子要好好唸書。他的鄰居死在伊拉克，但是那一家人不埋怨政府，因為他們支持戰爭。他在死前三週已經遭過攻擊一次，受了傷但逃過一劫，政府讓他回國，但是他堅持要留在伊拉克，幾週後終於不幸喪身。他不滿布希，但也覺得很多人對布希的批評太過苛求。他不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可是他的話常比很多自詡知識份子人還中肯。

 

他似乎也有很主觀的時候，譬如他說他的瓜地馬拉朋友告訴他，墨西哥人的西班牙文不是正統的西班牙文，是一種broken Spanish。這似乎很難說不是一種偏見。問題是說，如果這是偏見，它是怎麼來的呢？

 

在Babel裡面呈現出來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就完全又是另一個樣子。一個來美國工作十六年的慈祥和藹的奶媽就這樣被迫與她視如己出的孩子分離。美國移民官員冷冷的拋了一句「他們不是你的孩子」。

 

真相肯定很複雜。美國的霸權、中南美洲的殖民經濟、全球化、美國人的天真與傲慢、後發展國家人民對整個近代世界體系的不滿、美國的移民政策、墨西哥移民在美國的所作所為，或多或少都是原因的一部份。

 

我直覺想到這是一個階級問題。再多的墨西哥移民恐怕也沒一個可以威脅到Babel的製片人、導演、或編劇的社會經濟地位。同樣的，對CNN的記者、NYT的專欄作家、支持自由平等之價值的大學教授等等許多其他的社會菁英來說，非法移民並不直接挑戰他們的生存能力。甚至他們說不定都住在所謂的好區，買得起高額的保險，於是也不用擔心非法移民形成的治安死角。但是對Cory這樣的小老百姓來說又是另外一回事。

 

通常我們能接觸到的美國，是那一個被有能力向全球發聲的美國人所傳播出來的美國。那是SSI、磨跟使坦利，性與城市、好萊塢上的紅地毯、Ipod、紐約證券交易所、大聯盟。美國還有她的另一面，而且不見得不值得我們關注。

 

 

 

 

 

 

 

 

 

 

非法移民的子女要繳多少學費？

 

除夕夜晚上係上的童老師把我和其他幾個學生叫去她家吃年夜飯。同時受邀的還有一位來自北京的馬女士和她的小孩。席間這位阿姨跟我聊了很多她在美國與歐洲各國生活的經驗。

 

有一件事頗有意思。她提到瑞士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很好，但是對公民身份的查核極嚴。如果我沒記錯，外國人要取得瑞士公民身份至少要二十年。先得工作八年取得居留資格，再等十二年才能變成公民。而且，所謂的連續居住幾年，不是在瑞士境內任何地方待的時間的加總，而是得固定在某一個城市待八年。這段時間內如果你換工作或移居到其他城市，就不算了。外地人若要在某地購屋，得先徵求當地所有鄰居同意。外國小孩雖然可以在瑞士上學，但學校會對父母身份查清楚。簡言之，在瑞士，非法移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瑞士這樣的作法不能說有什麼不對。可是若再看看美國人對待非法移民的作法，兩相比較，差異就很明顯。在美國，非法移民的生存空間其實很大。別的不說，以教育為例，據我所知，加州的中小學中非法移民的子女佔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他們還享有向政府與學校要求平等待遇的權利。馬女士說，美國政府規定（不知道是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學校在收學生時，「不可以」過問學生的身份。

 

這樣的規定自然不時會引起一些爭議。很巧的是，前些時候我還聽我日本室友提到我們UU的一些國際學生在網路上為文質疑美國政府提供給非法移民的子女的公民待遇。那些國際學生的質疑是：我們這些循正常合法管道來到美國求學的人要付國際學生的學費，但那些非法移民的子女，他們之中可能有些還不是美國公民，卻可以享受本地學生的待遇，同樣都不具公民資格，學費卻可能差了兩三倍，這聽起來不是什麼公平的事。看來這問題牽扯到的不只是真美國人與假美國人的權益，連真外國人也被扯進去了。

 

日本室友反對這種看法。他說，一則研究所不是義務教育，這些國際學生不想繳這麼多學費就不要念；二則非法移民的子女本身是無辜的，非法移民的是他們的父母，其子女不應該受牽連。

 

第一種說法顯然是把教育當作一種市場上的商品來看，這我很難苟同。第二種說法頗有道理，我也同意。但會有一個變相的後果，就是鼓勵那些為了子女前途著想的父母冒險非法移民來美國。這點就留給美國政府來頭大好了。

 

＊＊＊

 

種群問題一直是美國政治與社會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美國政府常為此受到批評，部分美國人民也很有正義感的會做自我批判，少數族裔更常樂此不疲的譴責主流文化的自大傲慢。可是我懷疑類似的批判到底其最終的根據在哪裡。除了做為奴隸被綁到美國的黑人與他們的後代以外，大多數少數族群之所以會來美國都是自願的，更重要的是，他們之所以會來的原因幾乎也都是為了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或宗教理想。既然你來的目的是求生存，而美國社會也的確提供你過一個富裕的生活的條件，那你理當也該滿足了。

 

當然，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你當然可要求享受與其他WASP公民一樣的待遇，就政治層面來說，這一點都沒錯。可是請別忘了，如果今天你會覺得「公平」、「平等」、「自由」是人天賦的權力，那也是美國的WASP教給你的。少數族裔常說自身的特殊歷史背景、語言、與文化應該受美國主流社會的尊重，但是當他們在做這樣的思考、做出這樣的要求的時候，本身就是一種接受並利用WASP的美國的價值的表現。

 

或許有人會說，移民固然在美國獲得了更好的生活，但美國自身也是靠這些移民繼續保持強大的。可是這是倒果為因。如果美國不是先強大起來，就不會有這些移民。有一個例外，有一群人在美國強大之前就移民過來了，他們是WASP。

 

真正有理由要求特殊待遇的或許只有被毀家滅族的印地安人與被強逼過來的黑人。

 

不過，我也不是要說主流文化就應該享有一種宰制各種少數族群的權力。只是，我覺得用族群問題來批評美國，常有點「人善被人欺」的味道。

 

如果有一天我決心移民美國，我應該要安分的甘心當一個二等公民。除非我真有一天能對美國做出啥特殊貢獻。

 

 

 

 

 

 

 

 

 

 

Diaspora

 

我的英文不好，有中文口音。但我的中文也不好，講國語的時候會有外省口音，講普通話的時候會有台灣口音。

 

指出我有口音的人都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但是我也很好奇是否會有一天我能找到一個地方，在那裡我可以用一種沒有口音的口音講話。

 

現代的政治語言常常把人講得很複雜。其實人在政治裡面要的很簡單，只是一個家而已，一個安安穩穩的家。

 

但或許這正是一個極困難而難解的問題。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猶太人是很奇怪的民族，他們的猶太教更是奇怪。如果他們早早放棄對一些理念的堅持，他們或許可以活得輕鬆一點，這世界也會平靜很多。他們偏不。我不認為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可是，他們竟為此尋尋覓覓了至少三千多年，至今還在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家園奮鬥。多少風霜、多少磨難？他們是夠辛苦了的。

 

我跟我高中同學總愛嘲笑我們的那位沈校長把讀「書」說成讀「詩」。我還笑過岩里傑的不知什麼腔，笑過愛瑞克的廣東腔。現在想想，並不很恰當。